《毒舌律师》被交口称赞的点，围绕着“爽”字展开。它成功展示了一个市井小人物向正义大英雄的华丽转身，最终落实到公义的呼吁，让影片在核心基调上能调动跨文化圈层的普世情绪。然而，本文作者看《毒舌律师》时的遗憾也恰好在于：因为太爽了，反而不够爽。在强情绪的支配下，电影的剧情和角色塑造都极为粗糙，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观众自己咂摸的灰度空间。

(资料图)

《毒舌律师》的遗憾，恰好能被另一部香港电影补全——同样也是在去年的香港院线上映的《正义回廊》。《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几乎是必须让人放在一起理解的两部电影。都聚焦一桩法庭上的悬案，两部电影恰好分别展示了爽片和爽片的背面，并殊途同归地对同一种社会情绪作出了回应。文章的后半部分将两部电影进行对比，并指出这两个文本最大的区别，首先在于围绕着法律与真相的探讨，其次在于对阶级问题的处理。

《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两部电影的前后脚上映，形成了一种可能超出创作者预期的巧妙互文。将这两部电影对比观看，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新一代香港影人在展示香港现况时不同的路径和共同的决心。

因为太爽了，反而不够爽

早在内地正式上映前，原名《毒舌大状》的《毒舌律师》就因为其在香港的票房成功引发了观众的注意——“香港史上首部票房破亿的港产片”，这个名头很是先声夺人，对这部没有太多先发优势的电影的宣发而言至关重要。

说《毒舌律师》没有先发优势，主要还是从演员角度来看。过往能带动票房的港产片里，永远都有几个全年龄层都熟的“劳模”明星脸。《毒舌律师》宣发海报上唯一露脸的，则是饰演男主角林凉水的黄子华。他是在粤语文化圈里家喻户晓的栋笃笑演员，去年其主演的喜剧电影《还是觉得你最好》也曾登陆内地院线。然而在粤语圈之外，黄子华的影响力就很有限，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粤语圈内外趣味差异的一个缩影。

登陆内地院线五天，《毒舌律师》票房已破七千万。作为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场面，几乎以室内戏为主的港片（据传成本2500万港币），这个票房成绩虽算不上惊艳，但也让《毒舌律师》跻身当下值得关注的院线电影之列。同时影片在上映后也获得了7.7分的豆瓣评分。综合票房口碑两个维度，这可能也是在去年国庆的《明日战记》（据传成本4.5亿港币，豆瓣6.1分）与双影帝打架的《风再起时》（据传成本2.5亿港币，豆瓣6.3分）折戟之后，香港影人在内地院线交出的第一份比较及格的答卷。

从题材来看，《毒舌律师》在港片序列中，似乎相对新颖。聚焦一宗“虐童案”在法庭上的抽丝剥茧，它好像回避了香港电影对喜剧和动作题材的路径依赖。最终落实到公义的呼吁，让影片在核心基调上能调动跨文化圈层的普世情绪，在“搞怪”和“刺激”之外，找到新的共振基点。

然而，《毒舌律师》又谈不上是一部真正新颖的作品。它很容易让人想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系列律政职业电视剧。如果不局限于地域，更容易联想到的作品还有美国的《刺杀肯尼迪》、韩国的《辩护人》等，都以法律、真相与公义为核心。

实际上，影片最打动人的并不是法庭上林凉水最后振臂高呼的“Everything is wrong”（一切都是错的）——即使编剧有意让此成为高光场景——而在影片前半部分：一心赚钱的林凉水因为浮躁输掉了官司，在让无辜者入狱的悔恨中浑噩了两年。当翻案的机会终于出现时，他顶着被开了瓢的脑袋，对纠缠不休的黑帮老大说：“你最好是现在就打死我。”黄子华在血里睁开的眼睛，充满着旺盛的愤怒与信念感。

而这样的角色成长轨迹和人物塑造方式，在东亚影人里，尤其容易让人联想到宋康昊。比如说《辩护人》，影片开头宋康昊饰演的宋佑硕就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挣钱的律师。直到时代的风波让他无法置身事外，最后走上法庭慷慨陈词，贡献了影史留名的经典演说：“拿鸡蛋碰石头，看似不堪一击，自取灭亡，但是鸡蛋是有生命的，石头是死的；鸡蛋打破了是生命，鸡蛋可以跃过石头！”宋康昊的演技之神，也就在于这种“猥琐小市民到正义大英雄”的戏剧化转身，在他的饰演之下总是极为真切，比克拉克·肯特撕破衬衣变身超人还要顺滑。

从这个角度来说，《辩护人》的宋佑硕和《毒舌律师》的林凉水几乎共享同种角色的DNA，传递的也是类似的信息。前半段做小人物要越草根越好。宋是短视，林是毒舌，都要有些平凡的缺陷才方便观众代入；代入之后，才是拔高，观众对于角色的视线从俯视、平视到仰视。核心思想自然地感染了观众：这样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英雄。而我们的社会要变得更好，少不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

以这种角色和使命为核心的电影，很难不让人看了心潮澎湃。所以关于《毒舌律师》有两种共识：一、这部电影满足了社会情绪；二、这是一部“爽片”。豆瓣点赞较高的几条短评里，“爽”这个字出现频率极高：“八点档爽剧”“给普通人聊以自慰的爽片”“足够爽也足够抓马”……

然而，我看《毒舌律师》时的遗憾也恰好在于：因为太爽了，反而不够爽。在强情绪的支配下，电影的剧情和角色塑造都极为粗糙：真相的发掘都靠林凉水的灵光乍现；曾洁儿的冤屈靠女儿临终前的手语洗刷（如林凉水所说：“只有我们百分百相信你真正无辜，因为我们真的听到了你女儿的话”）；凶手的定位凭借一段画质和收音都极度清晰的偷拍视频；正义的维护靠反派低智商送人头和中立者（检控方律师金远山）如童话般坚守的良心……金手指叠加金手指，赢得太容易。

因此，《毒舌律师》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观众自己咂摸的灰度空间。偏离了波诡云谲的“现实世界”，这个文本更像安贝托·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描述的某一种“虚构故事”。在这个虚构宇宙中的每个秘密信息都注定可被破解：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阅读小说，在于小说给了我们一种生活在真实观念毋庸置疑的世界里的愉悦感受，而现实世界则诡谲得多。虚构世界里的这种‘真理特权’（alethic privilege）也给予我们一些尺度，来挑战那些对文学文本的牵强诠释。”

“虚构作品之所以比现实世界更让我们感到形而上的安心，还有另一个理由。密码分析及破译专家都倚重一个黄金律，即每个秘密信息都可破解，只要知道它的确是个信息。现实世界的问题是，人类自天地鸿蒙起就在思索是否真的有个信息存在，如果有，那么这个信息是否有意义。在虚构的宇宙里，我们不假思索就知道确实有这样的信息存在，隐身于信息背后的作者实体即是造物主，信息中则是一系列的阅读指示。”

成功翻案之后，影片曾渲染的阶级矛盾等沉重复杂的系统性的问题就好像土崩瓦解，回到虚无缥缈的“苍天有眼”（林凉水在审判席桌下发现自己曾经刻的字由“天冇眼”变成了“天有眼”），也回到相信个人的努力——做好手头的事，做好事，如陆定衡当年劝林凉水能做一件好事是一件，也如影片最后林凉水走出法院，就又一次选择站在弱势老妇一边。

当然，不是说个人的努力不重要，也不是说“鸡蛋”不可以跃过“石头”。但是，“石头”一直在那里，就对吗？我们有可能把“石头”搬开，从根源上让更多的“鸡蛋”不至于粉身碎骨么？甚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真实的案件，是否真的只由“鸡蛋”与“石头”、正义与邪恶、真相与谎言，这样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来支配？

对此，影片没有留下更多探讨的余地，只留下法庭上林凉水的一句“Everything is wrong”。而彼时的他面对的又是一个乍看森严，实则天真如儿戏的战场。金手指消解了严肃性，靶子早早倒下，就使这句宣言显得空洞而造作。

法律与真相的距离：“爽片”的AB面

时至今日，香港电影仍然是我审美趣味里的重要一环，即使它在大众视野里早已经是明日黄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多元。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周星驰、王晶、徐克，也可以看王家卫、许鞍华、关锦鹏，还可以看吴宇森、杜琪峰、林岭东……并且倘若篇幅不限，这个名单和其背后所对应的作品类型，还可以继续往下列举。

在港片式微的今天，这种多元的风采犹存。就像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关注的还有一部港片，也是在去年于香港院线上映的《正义回廊》。我会感慨这种命运般的安排：《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几乎是必须让人放在一起理解的两部电影。都聚焦一桩法庭上的悬案，两部电影恰好分别展示了爽片和爽片的背面，并殊途同归地对同一种社会情绪做出了回应。

《正义回廊》改编自2013年一宗轰动全港的“逆子弑亲案”，张显宗（杨伟伦 饰）联同友人唐文奇（麦沛东 饰）于寓所内杀害父母，并进行肢解。但对簿公堂之际，两人的口供出现差异：张显宗强调案件为两人共谋共犯，而唐文奇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的首要差异，就在于法庭进程与揭示真相之间的关系。《毒舌律师》里以一段偷拍影片，在程序之外首先锚定了真相的存在。接下来要解决的唯有程序本身。而面对如山铁证，法官和陪审团就立即倒戈——尽管法官也对陪审团言明了这是非法取证，不应受其影响——为体系再度漆上金身。

《正义回廊》展示的就是截然不同的画风：检控方和两位犯罪嫌疑人的大律师轮番出战，真相却不是越辩越明，而是更加扑朔迷离。相悖的证词和选择性的证据指向截然不同的事实。在高对比度的人工照明及彩色滤片的使用之下，法庭更像是舞台，展演律师和犯罪嫌疑人早早排练好的剧目。在一个闪回里，探监时唐文奇的姐姐试图向他灌输更多策略，这似乎已经超过了后者智商所允许处理的极限。而张显宗的律师对张说：“那你明天等着上台领奖吧，做出好戏！”

影片更大量地使用了Shatner Light（薛特纳式打光），即让角色几乎完全沉浸在黑暗之中，仅有一道明亮的光线穿过他们的眼部，在进一步突出戏剧性和人造感的同时，也似乎在暗示真相之不可测，可能正是因为隐没在黑暗里部分太多，被照亮的仅是经由粉饰的冰山一角。

面对罗生门，陪审团并不像他们在《毒舌律师》中的同类一样团结且坚定。他们被赋予了更多存在感和主动性，讨论、争执，而不仅仅是正义意志的自动成全者。不同的供词一遍遍引导他们返回案发现场。同时，他们对真相的理解也相互迥异。

影片最后，唐文奇被当庭释放，张显宗入狱。陪审员们并非都相信唐文奇真的无辜，而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服从“疑罪从无”原则做出决断。很难否认，本片所有关于陪审团的戏份都有强烈的《十二怒汉》既视感。只是受时代影响，本片中陪审团的组成更加多元，出现了女性，也出现了性少数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起《毒舌律师》，《正义回廊》无疑尝试更严肃地触碰司法体系与真相间的复杂关系。在《毒舌律师》里，司法程序最终成为干净无垢的乌托邦。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不要让它被腐败和居心叵测的上层阶级染指操控。

而《正义回廊》中，司法本身就无法与真相等同。按规章办事、在体系内发挥、对规则保有尊重和期待，并不保证伸张正义，反而可能搅浑这摊水。当得胜的律师在庭外接受记者采访，失败的律师只能灰溜溜地离场，他们更渴望的是功成名就，还是正义昭彰？而在法庭宣判之后，一组不加过多说明的平行剪辑镜头，暗示唐文奇或许更深入地参与谋杀。开放式结局进一步强调真相难得，罗生门仍然屹立不倒。

比起给予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并且讴歌体系的完备公正，《正义回廊》在兜兜转转拍了两个小时后，倒好像回到了陪审团组建之初时，一个陪审员的吐槽：“法官阁下，我根本就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直面无法言说的声音

从直观感受上来说，《毒舌律师》比《正义回廊》似乎有更强的阶级性。前者的矛盾核心完全围绕公义与不公、穷与富、无权者和有权者的二分法展开。后者的法庭则不再受到一个明显外力的干预，罪案也仅仅发生在普通家庭和底层人之间。然而，《正义回廊》做得最好的地方，恰恰是《毒舌律师》的遗憾：真正直面阶级，尤其直面那些没有太多机会说话的人。当然，描述他们的苦，前提并非是要他们清白无辜。

与其说《正义回廊》里的阶级属性比起《毒舌律师》更弱，不如说前者把目光从脸谱化、标签化的人的身份——谁是穷、谁是富、谁是善良、谁是邪恶——转向了具体的人的状态。尤其在前半段，影片用大量的平行剪辑渲染了张显宗的心理状态：生活片段、关于希特勒的幻想、色情片录制和法庭演说……这些切片拼凑在一起，不需要太多台词，也让观众感受到张显宗是极端的、自恃聪明的、傲慢的，但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困顿的、不被爱的、阳痿的。在一个镜头里，他顺着台阶往下走，而他的哥哥去往与他相反的方向。黑与白之间，已经暗示了亲兄弟迥异的命运。

对比之下，《毒舌律师》甚至不能被认为是合格地展示了阶级差异，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另一大遗憾。它在勾勒一个只手遮天的贵族阶层的同时（具象化为一个咬牙切齿的恶毒阔太太），并未给予其对立面太多关注。被冤入狱的曾洁儿（王丹妮 饰），在剧情简介里被描述为“国际名模”。且不说“国际名模”和富商是否真的能形成大众认知中的那种悬殊的阶级差异，实际上，就连这个设定都被交代得特别模糊：她衣香鬓影的前史只在闪回中匆匆出现。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无助和癫狂地等待审判，等待着被律师们或代言、或曲解。不可否认，王丹妮的粗糙演绎也让该角色的塑造雪上加霜。

在这场瞄准金字塔顶端声势浩大的进攻中，被声援的一方其实仅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被冤屈的“她”，就等同于“我们”，但事实是否如此？是否可能有更多未发言的人，还处在银幕上和观众席之外？

这两部电影之迥异，甚至反映在截然不同的造景上，因为空间最和阶级有关。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的爱德华·索雅，就主张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成、媒介与结果。在《毒舌律师》中，曾洁儿的住所是独门独院，即使在罪案后尘封两三年，也整洁如样板房，更体现出她是富人的金丝雀。

《正义回廊》里唐文奇的寓所则狭窄、破旧。随着犯罪现场被双方不同的供述来回还原，张显宗的父母数次出入这间房间，他们对空间的评价也反复出现：“这里楼龄有多少年了？又霉又烂的。阳光倒是充足，又西斜，窗框又烂。”极富象征性地，这成为了他们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间被嫌弃的破旧房间，也成为他们的丧命之处。

从描写边缘人沦落与犯罪的角度，《正义回廊》更让我想到几年前的《踏血寻梅》。这部影片对于新移民边缘处境的展示全部凝结于细节中：沦落风尘以获取的耳环和高跟鞋在生命的最后摘下脱下、一再被同伴纠正的“M记”的发音和被家人警告不要说的冷水江话、朗读的《圣经》中向往天堂、闪回里数年前刚下火车到香港时的一派天真模样……

另一边，《踏血寻梅》里的杀人者是本地的送货工人，亦挣扎在社会底层。一个细节是，在送货时，收货单位拒绝他使用厕所。好像排泄自由总和最底层的尊严相关，一如《正义回廊》中关于唐文奇失禁的描述。他供述自己杀死女主角的原因：“我不讨厌女人，我讨厌人，所以我不希望她是人。”

在被异化的视角里，人间与地狱已无分别。谋杀不仅是恨的发泄，还可能代表着清洗和解脱，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代表爱。所以《正义回廊》的张显宗反反复复地幻想化身希特勒：“如果我在希特勒的时代，我也会做希特勒的事。”

回到文章开头说的，关于《毒舌律师》的一种共识是“满足了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是《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共同的出发点和回归处。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情绪？

黄子华讲栋笃笑时，曾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段子：

“过去香港十年里，大约有四次金融风暴，我四次都中招。如果在以前，各位，我肯定我一定是一个忠臣，如果不是，我怎么会在十年间被人抄四次家？我是忠到和屈原是一类人了，不投河都没有用了。现在我的座右铭是什么？‘输少当赢’。不要误会，不是输少一点就当做是赢。而是‘输剩少少，都当是赢’。”

黄子华能走红确实是有原因的，他真是港人的“嘴替”。“输剩少少，都当是赢”，就是一种特别本地化的哲学，带着自嘲的实用主义和乐观，像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强调拼搏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在新世代的变体。拼搏不屈的背面是刻苦耐劳。凭借这一招，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系统性的不公，都能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里一一挨过。

时间来到2023年。《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恰好就代表了两种面对当下的不同态度：前者召唤一场大胜，让观者酣畅淋漓地感受在现实中难以复刻的惩恶扬善，哪怕代价是抹平细节、对灰色地带视而不见；后者抱着更为晦暗的态度，迷惘于系统的不可靠和真相的不可测，并强调悲剧不只发生在公堂之上的两位被告人之间。

或许，要帮助全社会更稳定地面对生活、更清醒地认知现实，也需要兼有前者的振奋和打鸡血的希望，与后者的悲观和直面不堪的强心脏。所以我说，这两部电影的前后脚上映，形成了一种可能超出创作者预期的巧妙互文。

最近一段时间，每次我看完新上映的港片（如《七人乐队》《风再起时》），都会想到《金鸡》，并为《金鸡》的“难再得”而深深遗憾。这部吴君如主演的喜剧，是我心中对于香港精神的最佳诠释。既是浪漫又是残酷，既是渺小又是伟大。在悲喜交加之间，这是一部真正属于香港普通人的传奇。

但看完《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这两部在我这里都谈不上满分的作品——我的遗憾却释怀了一些。至少本土的新一代影人们还在顽强地拍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说出对香港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彼此迥异但完整自洽的。因此，我反倒感到一种文本之外的振奋。

振奋于这还是“输少当赢”的一代。他们“输剩少少”的手里，还攥着写故事的笔。也像艾柯在《悠游小说林》的末尾写的：

“我们终生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而活。有时我们寻找的是一个广大无垠的宇宙故事，有时则是我们个人的故事（我们向告解神父或心理分析师倾诉，或写在日记里的故事）。有时我们的个人故事和宇宙故事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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